當惠琬站在台上演講﹐我是聽眾﹐也得到幫助。身為配偶﹐我沒有「男應該怎樣﹐女應該怎樣」的心理障礙﹔鼓勵她作文字人﹐投入文字事奉。當初她父母反對﹐爸爸還特別來美阻止她﹐結果我說服了他﹕「你培養一個能作夢的女兒﹐請讓我來幫她圓夢。」
神奇妙的呼召
其實我早有呼召。高中時在冬令會聽到戴紹曾牧師問「中國人﹐你在那裡﹖」就回應奉獻。大一時﹐有一位天主教神父(是研究歷史的教授)挑戰我們：假如「孤蘇城外寒山寺」裡的「寒山寺」變成「天主堂」會怎樣﹖這些名詞後面代表了甚麼﹖文化累積帶來甚麼意義﹖原來基督教精神在中國文化裡還沒有真正扎根﹗當時神就把這負擔放在我心中。今日回頭一看才知道神的意思。
對於獻身作傳道人﹐我有兩大障礙：(1) 原生家庭窮苦﹐生存最重要。(2) 基督教對中國人帶來某些「不良影響」。譬如我高三信主後第一個農曆新年﹐新衣新帽到牧師家拜年﹐他臉上的表情很錯愕﹐不曉得如何回應。中國基督徒被要求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的現象﹐對我震撼很大﹐以致開始對宣教士及牧師很有意見。到底基督徒在生活各層面裡﹐應如何看中國和西方文化﹖
日後到美國念研究所﹐畢業後到加州找工作認識惠琬﹐當時我的兩個障礙還在。後來她投一篇文章﹐被《使者》退稿﹐但被蘇文峰牧師邀請參加《華神》的文字事奉課。不料﹐她在課堂接受神的呼召﹐願意成為全時間文字傳道人。
漸進的文字事奉
第一階段﹐惠琬用十年時間裝備自己﹐包括念神學院和學習怎樣寫。她迷上中國文化及文字之美﹐大量購書﹐充實自己。頭一兩年我幫她改錯字﹐心裡想﹕「不懂中文﹐可以寫嗎﹖」卻親眼看到「神揀選愚拙人」的奇蹟。她執著而且努力﹐重新用小留學生角度解釋傳統中國文化﹐深深影響了我。
第二階段﹐惠琬開始在各領域得獎﹐從佳作到第一名。此外﹐因寫作發表﹐她有機會開始演講。當時我在教會服事﹐也在宇宙光幫忙﹐夫婦與林治平教授很熟﹐他鼓勵惠琬投稿﹐在宇宙光開專欄﹐並成為終生的作者。我被呼召獻身時﹐沒有正式的事奉崗位﹐但不管神放我在那裡﹐都忠心地服事。回頭看到神的帶領﹐越來越清楚神的安排。
第三階段﹐大概是1995年﹐那時我們已經認識很多文字創作人。一次宇宙光聚會後﹐我作調查﹐看看他們對這種聚會有多少興趣。結果回應很熱烈﹐最後決定每季聚會一次﹐大家分擔費用﹐自給自足。不成立正式機構﹐沒有正式組織﹐好像是打游擊戰﹐就這樣以團契的方式運作了十年。
第四階段﹐大家對團契不太滿足﹐有危機感﹐因為團契裡熱情的人慢慢地減少。當時蘇文安牧師與惠琬已經在東岸
KRC教了十年﹐惠琬有感動在西岸也辦一個營會﹐後來決定正式開辦書苑。成立非牟利機構﹐劉哲沛律師夫婦成為我們的法律顧問﹐是神很大的禮物。沒有辦公室﹐團隊常常人手短缺﹐但主的恩典夠用。求神差派半職或全職的同工﹐有固定的人作事。
家庭事奉的反思
交往一年後訂婚﹐再一年後結婚﹐二人世界很快過去。第一個小孩﹐生下來四磅﹐不吃東西﹐我們被醫生罵﹔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關心說我們不餵她。惠琬曾寫過一篇文章說﹕「剖腹生產的傷口是好了﹐可是心中的傷口卻是永久的。」很可以說明我們那時的無奈。兩年後又生一個小孩﹐每個階段都有挑戰。後來惠琬開始寫文章﹐辭去顧問工作﹐當時她在休斯飛機公司做系統設計的工作﹐薪水很高﹐但為服事毅然獻身。轉眼兩個孩子長大﹐結婚已二十四年﹐家中從未因她辭職而有缺乏過。
孩子小時候﹐夫妻要學習達到服事和家庭的平衡。例如從前家中有小組﹐晚上七點半開始聚會有人九點多才到﹐十一點多弟兄姊妹離開後還要收拾到半夜才能休息。有一次小孩生病氣喘﹐我們卻很晚才能帶孩子看急診﹐心裡很不平衡﹐說﹕「不能再在家中聚會了。」
惠琬作文字工人﹐我支持她的心有時難免有起伏。偶而夫妻吵架說氣話不支持﹐她反應很激烈﹔想到她很看重我的支持﹐我就氣消讓步﹕「好了﹐好了﹐只是講氣話。」我倆都是老么﹐意見不同通常是她先道歉﹐口頭我上不常道歉﹐但是會以行動表示。
對工人配偶的建議
無論在家庭、在教會、在機構都是對「人」的服事﹐這並非我的強項﹐所以一直在學功課。惠琬敏銳、細心、有先知恩賜。我處變不驚、大而化之。我在前面衝﹐她在後面補。個性上﹐她是悲觀者﹐我是樂觀者﹐我倆配合本來可能是大凶﹐但到如今靠主恩典卻是大吉。與同工配搭﹐其實每個人都要學自己的功課﹐要讓別人按他們的時間成長。
《創文》同學當中有很鼓勵他們學習的配偶﹐這是個福氣。以後寫出來﹐更需要配偶的支持﹔太太要先生﹐先生也要太太在背後支持。表面上是我支持惠琬﹐其實很大部份是她在支持我。她說的話﹐她寫的書﹐都是在建造我﹐這是良性的互動。無論我們作甚麼﹐最基本的是夫妻好好溝通﹐加深了解﹐相依相重。
還記得新婚在夏威夷爬到火山口﹐躺下來﹐睡著了。後來彷彿聽到叫救命的聲音﹐惠琬緊張得跳起來。當時霧非常濃厚﹐伸手不見五指﹐才發現她平常柔順驕弱﹐其實很勇敢。有一次坐飛機我頭昏﹐她像媽媽般關心我。在羅省青年團契事奉﹐我要選團長﹐制度非常嚴﹐我被檢查審視。回家後﹐她問我怎樣﹐我說沒什麼﹔她看出我有委曲﹐哭起來﹐打電話給主辦人﹐她真是很懂我。
回想前十年的心態﹐我像是在後方﹐很不警醒﹔當惠琬被邀作不同退修會的講員﹐我想趁機帶孩子去玩一下。結果﹐對她有很大的影響﹐因為她還要顧及我們的衣食住行﹐不能全心在事奉上﹐在這方面我學習很多。
《創文》的異象和回顧檢討
文人很孤單﹐雖寫了文章﹐但不知讀者在那裡﹔很寂寞﹐傷亡率也很高。惠琬和我一步步在愛中一同學習﹐最初異象是聚集同路人﹐支持鼓勵大家走下去。十年後發覺這很重要但還不夠﹐還必須幫助、裝備、訓練和連結文字事工的弟兄姊妹。
正式訓練文字精兵有神的心意和時間﹐例如保羅去歐洲﹐以致歐洲文化深受基督教影響。這時代的華文出版和教育都萎縮﹐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字越來越不重視﹐是個荒涼的時代。然而﹐我們若全力以赴﹐相信過不了太久﹐就有果效。抓緊文化和文藝創作的時機和契機﹐讓基督的信仰在中國文化裡融合﹐在荒年時委身撒種﹐將來才能發芽。
蘇文安牧師、鍾越娜老師和惠琬大可以只一直寫﹐但他們更願意訓練下一代。林治平教授說文字工作是在翻土﹐把土壤變好﹔邱清泰博士說《家新》是作高跟鞋的工作﹐一個點下去﹔《創文》聚焦於訓練文字工人。
在機構一陣子﹐一路走來遇到貴人﹐很感人。例如在開辦《創文》前去拜訪神學院﹐包括《正道》的劉富理牧師、《華神》的梁潔瓊院長、《真道》的張繼忠牧師、還有《國際》的唐崇懷牧師﹐雖然神學院基本上所注重的是神學﹐他們都提供很好的建議和幫助。當時唐院長給我的印象很深﹐他快要退出《國際》﹐雖忙卻仍關心鼓勵﹔他認同文字的重要﹐並介紹國內文人讓我們接觸﹐對文人來說真是知音。
分工方面﹐老師們教導訓練是第一優先。惠琬是機構的領袖﹐對外代表《創文》。我在幕後支持她﹐是總幹事﹐負責行政工作。我有職業﹐全職上班﹐幸好一年有五個禮拜的假期﹐我休假來服事﹐服事就是休假。有人曾說夫妻在同一個機構不太好﹐也有人說這掛慮是世界作事的評論。但人是軟弱的﹐「有半職或全職的同工比較好」是很好的提醒﹐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﹐深信主的恩典夠用。 |
